60周年大事记之1960年-1969年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简介：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并迅速粉碎印军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边疆。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据新华网）
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简介：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氢弹亦称“热核武器”，它是一种利用氢元素原子核在高温下聚变反应于瞬间放出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用武器，它主要由装料、引爆装置和外壳组成。
氢弹爆炸时，作为引爆装置的原子弹首先爆炸，产生数千万度高温，促使氘氚等轻核急剧聚变，放出巨大能量，形成更猛烈的爆炸。
在氢弹爆炸成功的同时，中国政府重申：“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简介：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侵入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3月4日至17日，苏联军队又多次入侵珍宝岛地区。事件发生后，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打倒新沙皇》社论。全国各地纷纷集会，抗议苏联军队的武装挑衅，支持我国政府的立场。
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就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自己的一贯立场，作了申述。提出在肯定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和平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并重申：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挑起的，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知青上山下乡
简介：1968年12月22日，广大革命群众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各级革委会立即制订落实措施；大批知识青年兴高采烈地奔赴农村。
当时毛主席教导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21日夜到22日，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
在各地城镇居民中，也出现了父母鼓励子女报名下乡、全家主动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动人情景。江苏省海安县角斜镇革命居民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时候说，吃闲饭不劳动，就要变成寄生虫。在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第二天，全镇就有一百三十二名知识青年和居民奔向农村安家落户。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公社一位有十个孩子的妇女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我心坎上。我的十个孩子有八个念了书，现在已有两个工作、一个参军了，另外三个，我让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我也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参加劳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文化大革命
简介：“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据新华网）
抗美援越
简介：1963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人民的暴行。中国人民援越抗美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进行武装侵略，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
但是，美国的侵略行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猖狂。1964年8月，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第二年派地面部队侵入越南南方，发动了局部战争。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管，将坚定不移的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指出，凡是越南南方提出的要求，只要我们有可能，就一定满足。在整个越南抗美斗争期间，中国政府给予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包括各种武器及服装、药品、食品等。
在提供军事物资援助的同时，根据越南的要求和中越两国的有关协定，中国从1965年10月起，开始陆续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部队共32万余人，有1100多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人民援越抗美斗争完全是无私的国际主义行为。在美国被迫宣布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准备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后，中国支援部队从1969年陆续撤出了越南领土。（来源：《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
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简介：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核实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内情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
四十年前的那天，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传遍了整个祖国大地，巨龙腾飞，震动了整个国际朝野。但是，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谈何容易。除了要突破科技领域中的无数难关，真正掌握确保原子弹起爆成功的奥秘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那就是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带，把原子弹研制出来，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务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会永放光芒。现将其中鲜为人知的部分重要内容作一回顾。
毛泽东对制造原子弹的决策是这样形成的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着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而在战术上逐渐重视起来。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核工业正式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开始确定研制了。
赫鲁晓夫翻脸不认账，却给中国制造原子弹燃起了自力更生之火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0月份，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该协议明文规定，为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数据，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
核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听到这一消息，都甚为兴奋。但是情况发展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1959年初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但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口袋里装了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完全翻脸不认账了，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在核工业部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数据全部带走，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
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全面开始攻关；在长城外面很快建立了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迅速开展了试验工作；在青海草原建立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浇注车间，以及其它相应配套的自动控制、机械加工等场地，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攻关如此有成就，进展如此之快，出乎国内、国际上的预料。
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成功突破了
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据1960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内爆”型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从60年代开始，国际太阳能技术的许多报道，曾多次提到同步聚焦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关于这一技术内容和实现手段的任何报道。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应当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面对这一技术难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的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了
1964年初，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甚为兴奋，国务院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这句话生动风趣地表达了这一成果的重要性。
核材料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是用铀235原子裂变时产生的巨大能量而爆炸的，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铀235研制过程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经过了许多家工厂。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是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
赵尔陆在得知铀235核材料研制出来后不久，在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第一次看到了宝贵的黑色铀235，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粮食就是这块“黑金”。这块世界上极稀少、极珍贵、极秘密，既可以为人类造福又可以为人类带来灾难的“黑色金子”。
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审看了原子弹怎样才会起爆的纪录像片
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是主任。
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展，中央专委委员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进展情况。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拍摄了一部绝密电影，从聚集组件开始介绍，对各种部件、器件的研制，到炸药浇注，再进行各部件组装，从内心到外层，一层一层的展示，最后组装一个大球，引出了密密麻麻的电线，这个大球除了核材料铀235未装上，其它的几乎全部装上了，离原子弹的真正实体已近在咫尺。最后的镜头是这个大球起爆，虽然不是原子弹，但是爆炸的威力和蘑菇云也非同小可。
1964年初，影片制成，没有配音(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同意在放映时，有人做口头介绍，并决定在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前放映。
下午2时，专门委员会准时开会，首先放映这部影片。中央专委委员们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他们都认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有希望了。
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最后一道主要工序插雷管至关重要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不能插雷管，而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雷管。
这个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当年工厂只知道生产这个高度102米的庞大铁塔是个重要任务，而并不知道做何用途。
铁塔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多沙，早晚温差甚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在如此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必须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巨大的困难和心理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当年的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着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的了。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否则原子弹爆炸试验就失败了。
当年曾爬到塔顶上插雷管的一位技术人员，后来在电视上讲了当年在铁塔上插雷管的感受。他以他的忠心和无畏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将雷管插的完全到位，同步起爆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后，都同样问道“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副总指挥是刘西尧(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原子弹试验的倒计时，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制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点顺序跳动。这10秒是扣动人们心弦的10秒，因为在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能量。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成功了，我们向全世界说成功了。
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国内、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中国人勒紧裤腰带研制出原子弹，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度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但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却出现了奇迹，科研人员热火朝天，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消极沉闷，整个核武器研究院的人员，像蒸汽机车一样，加上点煤、水，就用尽全力向前奔驰。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闪光，科学家把它叫做光辐射，有极强的亮度，但是它比起从事我国原子弹事业的科技人员的内心的闪光，也只是第二位的。(摘自澳门《新华澳报》作者：张开善)
大庆油田开发
简介：1959年9月26日，以松基三井喜获工业油流为标志，勘探发现了大庆油田，适逢十周年国庆大庆就命名为大庆油田。1960年初，数万石油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挺进东北松嫩平原，展开大会战。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财力、物力的严重匮乏，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老一辈石油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夺取了大会战的胜利。
半个世纪以来，大庆油田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3年油田投入全面开发后，以平均每年增长300万吨的速度快速上产，年产油量于1976年上升到5000万吨，并在这一水平上实现连续27年高产稳产，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亿吨，占全国同期陆上原油总产量的40%以上。向国家上缴各种资金1。6万亿元，2000年以来连年位居中国纳税百强企业榜首，工程技术服务、生产保障、装备制造、油田化工、矿区服务、多种经营等业务也取得长足发展。自主创新了世界领先的大型陆相非均质砂岩油田开发技术系列，形成的油田勘探开发研究成果与“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共同载入中国科技发展史册。主力油田采收率突破50%，比国内外同类油田高出10－15个百分点，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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